立法权只能制定一般的法律。
1954年宪法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1975年宪法的指导思想也同样是由当时的政治历史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三 新宪法和以前的三部宪法虽然都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由于它们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它们的指导思想不同，因而它们的具体内容是有所差异，甚至是有很大差异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1978年宪法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1954年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我国国家机构将更能担负起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职能的任务。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就是新宪法的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
它还确认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宣布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同时还规定了各种所有制所构成的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和国家对它们的基本政策，从而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特点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方向。在此前提下，对于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活动，国家必须予以尊重和保护。
自从现行宪法施行以来，全国范围内的人员流动日益频繁，没有通用语言的状况是令人难以想象的。2020年报告中的审查认定结果是：有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应当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不断推进，通用语言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审查认为，上述规定与宪法第十九条第五款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一致，已要求制定机关作出修改。
官方语言不仅是国家等公法人的唯一工作语言，而且也用于承担公共服务的私法人，因此个人在与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的关系中不能使用除法语外的其他语言，更不能被限制只能使用地方语言。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最后，我国的备案审查实践刚刚触及语言问题，宪法语言条款的诸多内容尚未得到展开。那么，前文对我国宪法语言条款的解释方案在备案审查中是否得到体现呢？尽管目前的案例素材并不多，但2020年和2021年两次披露的案例均涉及通用语言和地方语言的关系。从历史发展来看，从1949年《共同纲领》到1978年宪法，都仅规定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现行宪法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种双重语言结构很好回应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二是2021年报告出现了审查程序上的变化，与2020年的主动审查不同，2021年的审查源于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的合宪性审查建议。
在国家结构上，我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此规则为基础，可以进一步归纳出合宪与否的判断标准，即通用语言是否被置于低于地方语言的地位，从而造成前者被后者取代。（二）官方语言与地方语言先后入宪 在长期有力的推行之下，法语不仅在法国国内成为事实上的通用语言，而且成为法语国家的共同纽带和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性语言，因此，法国现行1958年宪法在制定时并未规定法语的地位。（三）语言宪法：中法的比较与借鉴 随着语言问题宪法审查案例的不断增加，宪法语言条款的解释体系逐渐形成，无论在中国还是法国，作为部门宪法的语言宪法都已经粗具规模。
二、通用语言作为统一国家建构的基础 现代宪法对于语言问题大抵有两种态度：一是偏重个人自由并保障语言权，比如德国。结语 我国新时代的民族工作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各民族不断水乳交融，必须尊重语言不断通用化的自然规律，实现通用语言的规范建构。在此基础上，民族自治地区可以再选择本地方语言作为平行通用语，但如果只有后者缺少前者，则会存在违宪之虞。
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0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第139条规定的公民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在本质上是对诉权的保障，并不是对语言权的宣告。通用语言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要素，它既是国家统一的必要载体，也是国族认同的主要纽带。这次修改应主要强调推进实施双语教育，特别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过，如果从合宪性的角度出发，则应将精力集中在法律本身的冲突问题。相关地方性法规有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教育法》，此种认定并无疑义。
在1992年修宪的基础上，法国议会于1994年颁布了新的《法语使用法》以取代1975年立法，从而更有力地具体落实宪法第2条第1款。由此形成目前的双语教育模式，充分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民族平等和团结等要求。
另一方面，恰逢法国为了配合1992年2月7日所签署的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启动了修宪程序，但加入欧盟也造成了一种矛盾：法国需要不断走向国际化，但同时却必须承受国际化对民族国家及其语言的冲击。在第一个时期，宪法委员会审查了议会于1991年5月9日通过的《科西嘉地位法》，其中授权科西嘉地方议会制定科西嘉语言和文化教育发展计划，并允许科西嘉的学校进行科西嘉地方语言和文化的教学。
一种语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国王，通用语言促进了民族形成、国家建构和王权巩固。然而，近几年的情形有所变化。
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不仅需要通过社会革命塑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更需要通过语言革新再造统一且全新的人民。特别是从法国经验来看，如果架空通用语言，放弃维系国族认同的纽带，如何建构统一的政治国家并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三、对我国宪法语言条款的另一种解释 借鉴法国的经验和教训，必须充分认识到通用语言对于统一国家建构的基础性地位。事实上，民族自治地方的这种语言教育结构，也得到《教育法》的确认。因此，地方语言作为文化遗产不能在公共领域对官方语言构成限制或竞争，在此前提下，它才受到国家的保护。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语言构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在近现代中国宪制进程中的预设功能，与法国大革命以后通过语言实现国家建构颇具相似性。该法的适用范围尽管已经相当广泛，但仍然存在一定死角。
党的民族政策历来强调民族平等和团结，因此，地方语言具有较高的宪法地位，从未像在法国那样受到排挤或打压。与法国宪法不同，我国《宪法》第1条的国家定性是社会主义，体现在民族关系上，国家必须大力促进全国各地特别是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为捍卫法语纯洁性和维护法语的地位，法国议会在1975年制定《法语使用法》。早在清末时期，杨度和章太炎就开启了关于政体选择与语言功能的讨论，愈演愈烈直至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的社会革命。
因此，必须假定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整体性需要通用语言来实现国家的政治构成。尽管如此，法国亦不能完全无视地方语言保护的需求，不能脱离欧洲整体的政治法律环境。不同的是，我国早在秦朝就基本实现了书同文，由于语言文字的统一性，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传承中形成了统一的基因。在实现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通用语言成为宪法爱国主义的象征，并且与主权、民族和国家的单一性等通行的宪法理念紧密结合在一起。
所以，学者往往认为，书同文和语同音不仅具有政治文化信息交流和治理的功能，而且还共同创造出士这一政治文化精英共同体，并在其当中维系并发展着一种能够打破农耕社会天然形成的地方认同之局限的国家认同，从而，通过这一政治文化精英共同体在此种国家认同之下的相互认同，强化了中国各地之间的联系和国家的统一。不同于偏重语言自由的德国模式，它更接近偏重国家建构的法国模式。
最近一两年，学界逐渐意识到语言在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性，从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角度涌现一批力作，但法释义学研究仅指出语言对国家塑造的重要性，却未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方案。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可以使用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法语的内忧外患逐渐显现。它不仅推翻了君主制和旧制度，而且尝试以人权、民主、共和等新的宪法理念塑造全新的国家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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